7月24日，澳门理工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澳门口述历史协会会长林发钦翻阅《抗战时期澳门日志(上)》。　中新社记者 郑嘉伟 摄

　　他与记者回忆起一位澳门老人幼年随父亲逃难的故事。这位老人当年还是年仅六七岁的男孩，与父亲为躲避战乱历经千辛万苦赶往澳门，行至珠海附近时，父子精疲力竭又感前途渺茫，父亲欲将他留给当地远房亲戚以保存性命。生离死别之际，男孩及时追上父亲说：“爸爸，不管前路多难，我都要和你在一起。”说到此处，林发钦热泪盈眶。

　　这类逃难故事在抗战时期的澳门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资料记载，澳门在1937年人口规模仅15万，而到抗战高峰期人口飙升至40多万，这意味着抗战期间澳门接收了近两倍原有人口。

　　“澳门社会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林发钦说，随着人口涌入，粮食短缺导致1942年至1944年大量居民饿死，澳门街头常见“收尸队”运送遗体至氹仔“万人坑”。镜湖医院等机构全力救治难民与伤员，同善堂每日施粥，普通市民则腾出家中阁楼安置逃难者。

　　“尽管在抗日战争中澳门不是主战场，没有军队正面交锋，但在烽烟之外，澳门以独特方式全力支援全国抗战”。林发钦表示，他和团队通过十余年深耕，收集整理了大量史料文献、口述资料和图像，一段段尘封记忆揭示，澳门这座被葡萄牙殖民者宣称“中立”的城市，在民族存亡之际“从不中立”“从未缺位”。

　　林发钦介绍，抗战期间澳门募集物资支援前线尤为踊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澳门迅速成立“阖澳华侨赈济东北兵灾会”，各界踊跃捐款，掀起抗日救国热潮。1937年起，“义”字成为澳门社会关键词，黄包车夫“义拉”、歌女“义唱”、商铺“义卖”，澳门各界毁家纾难，将所得收入全部捐给抗战前线，共同书写“小城大义”。

　　林发钦表示，无论在前线还是后方，澳门同胞都积极参与抗战：中国共产党党员廖锦涛与妻子麦苇在孩子三个月大时随回乡服务团走向抗战前线，最终双双牺牲；澳门教育家梁彦明因组织抗日活动被日寇暗杀，出殡时万人送行；柯麟医生以镜湖医院为据点，参与营救茅盾、夏衍等数百名文化界人士经澳门转移；时任大西洋银行华人部经理何贤在香港沦陷后冒险赴港运回印钞纸，稳定澳门币值，并多次与日军谈判解除关闸封锁，缓解粮荒。

　　如今，澳门保存着叶挺故居、冼星海纪念馆、镜湖医院历史纪念馆、同善堂历史档案陈列馆等抗战相关历史文化资源。林发钦与团队也推出了“澳门抗战人物群像展”收录近40位代表人物事迹，今年底还将出版《澳门珍藏抗战时期历史资料丛编》，继续向世人讲述这段可歌可泣的民族记忆。

　　“抗战记忆是澳门爱国传统的底色。”林发钦说，“建议将澳门散落的抗战历史资源串联成爱国主义教育路线，让年轻一代知道，这座城市的宁静，是用血泪与勇气换来的。未来要继续守护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赤子之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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